近日,日本民众庆祝大熊猫到来50周年。图为一位游客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观看纪念大熊猫旅日50周年展板。新华社
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日本经济蓝皮书: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该书以“日本的‘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为专题,主要设有“中日经贸与区域合作篇”“日本的‘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等5个栏目,重点分析了中日经贸合作的现状和机遇、RCEP对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发展的积极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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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家认为,中日经贸合作在众多领域都有着广大的发展空间,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日本促进经济复苏具有特殊意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经贸合作对中日都具有重要意义
蓝皮书指出,日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日本经济是外需主导型经济,出口对日本经济至关重要。日本经济景气循环一般遵循“出口扩大→生产扩大→设备投资扩大→雇佣扩大→收入扩大→个人消费扩大”的路径,反之亦然。扩大出口是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突破口,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伙伴。蓝皮书认为,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日本促进经济复苏具有特殊意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20%,2021年日本自中国的进口额占日本进口总额的比重接近25%。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区域供应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在RCEP框架下,中日之间首次建立双边自贸关系,这有利于促进中日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
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十分必要。事实上,中日经贸合作在众多领域都有广大的发展空间。从双边贸易来看,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截至2021年末仅有4.9%,中国自日本的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7.6%,中日贸易仍有潜力可挖。从投资来看,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年均为30多亿美元,尚不足高峰年2012年73.5亿美元的一半,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大部分年份处于3亿~5亿美元的低水平,虽然2021年出现显著增长,但累计总额也仅有50亿美元左右,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主要合作领域来看,应重点加强中日在产业链完善、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数字经济及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当下应充分利用RCEP等区域合作平台,争取早日启动中国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程序,推动中日韩FTA谈判进程,提升中日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水平。
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企业海外生产经营有望重回正轨
蓝皮书指出,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活动逐渐恢复,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企业海外生产经营有望重回正轨,但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波动仍给日本对外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日本对外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分不开,疫情的持续、供应链的扰动、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将对日本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力,对日本企业海外生产经营也会产生影响。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RCEP生效后,区域供应链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其对于区域内各国企业的支持作用将进一步发挥。今年1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出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强调要与东盟在能源资源、供应链、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发表“亚洲未来投资倡议”,着眼于在后疫情时代深化与东盟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今年1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谈,就新设经济版部长级“2+2”机制达成协议。日美积极将同盟合作及对华竞争措施推进至经济领域,在各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围绕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将逐渐白热化。
科技创新领域中日两国仍有很大合作潜力
蓝皮书指出,在科技创新领域,中日两国互有优势,互补性强,仍有很大合作潜力。特别是在5G、AI、区块链、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日应携手合作,充分发挥两国在新技术转化方面的优势,将新技术以最快速度转化为新产品,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是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中日地方合作示范区,未来将积极建设中日创新服务中心,打造产业引入、创新培育的“三厅三中心”,为日企提供用于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孵化等功能的空间载体和专业服务,助推中日两国企业在技术、产品等方面深入交流合作。
在中日科技创新合作中,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日本在IT技术特别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子零部件等硬件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储备和丰富的知识底蕴。因此,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创新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应抓住机遇,努力推动中日数字经济合作实现新跨越。此外,RCEP专门设置了电子商务章节,为中日两国数字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制度性安排。在深化中日跨境电商业务的同时,以电子支付、网约车为代表的中国平台经济下产生的新消费模式也可以通过RCEP利好推广到日本,这既有利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扩大在日本的投资规模,也将为日本的产业模式创新提供新机遇。
在华日资企业扩大在华事业规模意愿有所增强
蓝皮书指出,依据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每年进行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实况调查”(以下简称“JET RO日资企业调查”),对于“未来1~2年在中国开展事业的方向性”这一问题,选择回答“扩大事业规模”的受访企业占比在2017年和2018年实现小幅增长后,受多重因素影响,至2020年跌至36.6%。2021年,选择回答“扩大事业规模”受访企业的占比较2020年上升了4.3个百分点,为40.9%,虽然还没有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水平,但制造业领域的“铁及有色金属”和“电子及电子设备”以及非制造业领域的“运输业”中选择“扩大事业规模”的受访企业占比比2020年调查结果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21年,选择回答“缩小事业规模”以及“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的受访企业只占3.8%,为2010年调查以后出现的最低水平。
在华日资企业扩大在华事业规模的意愿有所增强,原因在于2021年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影响,在中国开展的经营活动能够确保获得稳定的营业收益。“JETRO日资企业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72.2%的在华日资企业实现盈利,较2020年调查结果(63.5%)上升了8.7个百分点,是自2007年将非制造业纳入调查对象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华日资企业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包括“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增加”和“出口扩大带来的销售额增加”。
RCEP生效将强化中日供应链合作
蓝皮书指出,从宏观视角来看,中日两国在供应链上相互依赖的程度很深,虽然日本考虑到本国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开始将其在中国的产能转出,但实际上受限于日本企业对华较强的路径依赖以及在华获得的高收益,日本难以与中国真正“脱钩”。
RCEP生效将强化中日供应链合作,并实现更多的贸易创造与投资创造。在大部分区域贸易协定中,两个成员国在进行双边贸易时,通常要求进口产品所累积的双方价值成分符合协定所规定的标准,才可以享受区域内的优惠关税。与此不同,RCEP下的原产地规则设定了区域累积规则,即在计算进口商品是否满足区域价值成分要求而享受区域内优惠关税时,会将该进口商品中来自RCEP所有成员国的价值成分计算在内。在此规定下,RCEP覆盖的国家间会产生累积增值的效果。
例如,“原先中国企业从日本进口一个零部件,需要增值35%才能出口至韩国享受零关税。但在RCEP生效以后,中国企业只需要增值20%,另外15%从日本增值,再出口至韩国就能享受零关税”。这不仅能够提升商品在区域内流动的便利程度,还能够显著增加中日两国进行中间产品贸易的利得,因而能够间接加强中日两国的贸易联系,稳定与强化中日供应链。
此外,RCEP中的投资规则也将对中日供应链产生强化效果。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相对日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链条完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相较于中国,日本处于价值链高端,产品附加值高,但对于国外中间产品有较强的依赖性。在高技术产品生产方面,日本具有明显的出口优势,掌握先进技术,生产关键中间产品;中国虽然依赖国外中间产品,但已经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双方之间相互投资会达到双赢的局面。RCEP的投资章节规定各国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领域投资做出较高水平的开放承诺,这将促进中日之间的外商投资活动,增强中日供应链的韧性,加速中日两国供应链整合。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蓝皮书课题组梳理和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的“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日本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意义。
日本的乡村振兴、地方创生和田园回归战略的主旨是吸引人口到乡村工作、定居,大背景是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日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并未扭转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在留住人才、人才振兴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其教训是深刻的。日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建设,期望打造“数字田园城市国家”,通过采取在生产条件差的半山区进行直接补助等措施来留住农业人口,同时加大对农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试图靠质的提升来弥补量的减少。
中国乡村地区的人口外流情况也比较严重,出现了类似日本的“三老农业”现象。中国应该加大对农业人才培养特别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力度,由中央财政向各地乡村振兴局和农业院校拨款,以用于对乡村振兴及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出台鼓励农林类院校毕业生从事农村农业工作的激励政策,以期提高农业人口质量,培育乡村振兴新模式。《乡村振兴促进法》中设有“人才支撑”专章,对留住人才、人才振兴做了详细规定,期待将这些规定尽快落到实处。
以“区域发展”理念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蓝皮书指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关键在于激发基层的内生活力、增强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区域的内生发展能力。为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的观点。蓝皮书课题组以日本一个老龄化、过疏化程度很深的地区——岛根县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为例,得出了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意义。
蓝皮书认为,政府的乡村振兴促进政策极为关键,各地区要充分结合当地自然禀赋与社会经济条件,立足“因地制宜”的发展观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且,农业经营者的经营理念革新、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创新十分重要。出云地区安来市能够形成日本西部规模最大的农业经营体,与其“连片村落营农”的运营及发展方式创新密不可分。至于岛根县最西部的离岛地区隐岐海士町通过新产业的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其经营者“主动进取”的精神与坚持走内生型发展道路的理念相结合,创造了“全岛产品品牌化”的奇迹,使拥有2000多人的小岛创建了全日本的知名品牌,既守住了人口流失红线,又带动了乡村全面振兴。
熊彼特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律性的内在变化”,要重视生产要素及其相互之间发生的内在变化。日本的农业发展面临规模小、以家庭经营为主、从业人口老龄化、农村过疏化等问题。蓝皮书提出,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看,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而要重视内生性的发展规律,以“区域发展”的理念勇于创新、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实现地区的“共荣共生”。